中国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规模最大、里程最长的运河，与万里长城一起成为中华文明最伟大的标志性工程。作为一个规模巨大、历史悠久的古代交通工程，大运河在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社会后，也成为一个各领域专家学者表达情感或还原历史的对象。当下迅速产生的大量运河知识与话语，都可以作如是观。近日，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刘士林选择了“运河城市文化”的视角，推出《六千里运河 二十一座城》一书，带领读者沿千里运河，览两岸风景，回望悠悠运河城市的发展史。

　　一

　　从时间上讲，自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凿邗沟起始，中经历代王朝不断的疏浚与整修，至清代末年的漕粮改折为终点，以古运河、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为主要形态的大运河在中国大地上先后驰骋奔流了2500年之久;从空间上看，无论是以洛阳为中心，北起北京南至杭州，贯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全长2700余公里的隋唐大运河，还是元代经过裁弯取直之后形成的纵横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六省市，全长1794公里的京杭大运河，它们的规模与里程在世界上都是绝无仅有的。如此巨大的时间跨度与空间规模，使大运河与万里长城一起成为中华文明最伟大的标志性工程。

　　2014年6月，大运河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19年5月，《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正式发布;同年7月，《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审议通过，将大运河和长城、长征并列，共同提升到“中华民族的重要象征”和“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标志”的重要地位，一幅关于中国大运河的绚丽画卷正在全面展开。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当大运河从长时间的沉默中再次发出激荡四海的风雷声，人们这才重新注意到它辉煌的历史与充满生机的未来，并发现其中有太多的时间、地点、人物、活动、历史、记忆、话语与愿望需要寻觅、钩沉、捕捞和重建。由于一些偶然的原因，我们也被卷入这个人员越来越多、声势越来越浩大、节奏越来越快速的人流、思潮、现实与社会进程中。

　　城市是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中心，也是历史上一切文明成果的交流创造与传播中心。由于南北交通、贸易的直接刺激与强大需要，大运河沿岸先后兴起了包括北京在内的数十座城市。这些城市不仅集中体现了大运河文明的本质，也是它的最高历史表现形态与遗留下来的活化石。以人口城市化、城市功能商贸化、生活方式多元化、文化生态多样化为基本特征的运河城市文明，构成了中国古代城市体系的一个独特谱系，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古代的区域文明以及不同城市、城乡之间的交流与对话，对中国古代政治型城市结构、历史悠久的农业文明形态、积淀深厚的农耕社会与精神传统等，均产生了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对运河城市经济社会的研究与阐释，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大运河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的地位与意义。

　　如果说长城是凝固的历史，大运河就是流动的文化。如同运河城市一样，运河城市文化不仅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有机部分，同时也因其特有的人工河流文明背景而有众多值得深究的秘密。沿着大运河曲折两岸的城阙，在或急或缓的逝波间寻觅和挖掘曾经的繁华与梦想，重建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大运河文化，对于充实运河城市的文化底蕴，展示它们的文化魅力，培育它们的当代城市精神，发展运河城市的文化生产力，无疑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

　　2014年6月，中国大运河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2019年5月和7月，大运河文化带和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相继提出并快速推进。这是一项涉及面广、内容丰富、环节复杂的巨型系统工程，更是一项波澜壮阔、革故鼎新、蔚为大观的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事业。而如何重新整理大运河固有的传统文化资源、还原与阐释运河城市文化的深层结构、合理利用与保护大运河的文化遗产，也包括在当代意义上对运河城市群建设提出新思路与战略构想，都是当下需要深入思考与探讨的问题。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不管是已经沉入历史长河的运河往事，还是当下正在升温的各种时代议题，它们无一不是以运河城市为中心空间与主要平台而展开的。实际上，这使运河城市文化研究成为运河研究的中心与焦点。一方面以单体城市为对象深入研究运河城市文化的特殊性与历史内涵，另一方面以运河城市群为背景阐释运河文明的普遍性及其现代意义，是我们解读、研究与阐释运河城市文化的主旨所在。以大运河城市群为总体框架，将运河城市建构为一个文化共同体，对它们共同的发生机制、内在结构、历史源流与人文精神进行学术梳理与现代阐释，有助于推动运河城市彼此之间产生更深的文化认同与价值共识，同时对它们在实践中采取一致的战略与和谐的步调都是大有裨益的。

　　二

　　中国大运河贯通华夏大地南北、纵横两千年的英雄时代已经过去，这是无须讳言的事实。当无数人关于财富、欲望、飞黄腾达的努力与梦想在波涛间消逝之后，留给运河儿女的是一笔深厚得近乎沉重、丰富得近乎杂乱的巨型文明遗产。而对它的正确认识与全面了解，则是任何继承与发扬的前提。在发生学的意义上，与世界上的尼罗河文明、两河文明，以及同一片国土上的黄河文明、长江文明一样，运河文明也属于河流文明。但是，它又有自己的特殊性。如果说一般的河流文明在起源上主要依托自然界的大江大河，那么人工开凿疏浚的河流则是运河文明发生与成长的摇篮。其发生与成长更多地包含了社会与文化的要素，主要功能是对已初步成型的文明模式与经济社会格局的加工与再生产，目的在于推动中国古代世界的内在循环与可持续发展。历代统治者对大运河的疏浚、改造一直不惜血本，就是因为它实际上已经成为古代中国的“主干大街”，承担着政治、军事、交通、经济、移民、商贸、税收等多种重要服务功能。

　　斯宾格勒曾说：“世界历史，即城市的历史。”也可以说，运河文明史就是运河城市发展史。沿运河水陆网络在广阔空间上扩展开去的城市与乡村，在社会结构、生活习俗、道德信仰及人的气质与性格上，无不打上了深深的“运河”烙印，是运河文明“基因”的再现与物化。作为独特的河流文明谱系，运河文明的精华集中于两岸的城市或中心城区，然后又以城市为枢纽而延伸到古代中国文明肌体的末梢与细部。如城东门和城北门在明清时期是天津最繁华的所在，原因无他，只是这两个城门正对着运河，占据了经济地理上的“区位优势”。又如北京齐化门外东岳庙一带，历来是京城人士辐辏之处，也是因为它沾了运河漕运的光。如《析津志》所述：“江南直沽海道来自通州者，多于城外居住，趋之者如归。又漕运岁储，多所交易，居民殷实。”经济的发展必然带动以商业为主要标志之一的城市化进程，所以每年三月，东岳庙一带才会出现“道涂买卖，诸般花果、饼食、酒饭、香纸填塞街道”的城市景观。

　　大运河与沿岸城市是一体同胞、唇齿相依的。对于运河城市，它们或是由于运河开通而直接完成了自身的“城市化进程”，从默默无闻的农村或普通市镇发展为具有相当规模或中心意义的大城市。或是借助大运河的综合功能超越了城市已有的规模与局限，使城市在空间、人口等方面发展到一个更高的水平。如山东临清，就是由于大运河的开通，把当时一个叫“鳌头矶”的水洲改变为一个重要的运输与物流中心，同时也使临清一跃发展为“绅士商民近百万口”的明清中心城市。清人贺王昌曾说“舟车辐辏说新城，古首繁华压两京”(《题清源》其二)，这并不是诗人的想象，在明清时期，临清是华北最大的棉布、绸缎和粮食等商品集散和贸易中心。在明代经临清转销的布匹和纺织品每年至少在一二百万匹以上，在清代每年经由这里交易的粮食则达到500至1000万石。以乾隆年间为例，临清城内粮食市场有六七处，粮铺多达百余家。又如唐宋时期的常州，当时江南运河西自朝京门外广济桥入城，经西水门出东水门后穿城而过，使常州获得“三吴襟带之帮，百越舟车之会”的令誉。发达的运河交通，不仅使常州出产的细纻、绵布、纸张成为唐代的贡品，极大地刺激了常州城市经济的发展，同时也由于穿过城区的运河曾数次改道南移，直接推动了常州城区的空间规模不断扩大。

　　古建筑学家罗哲文指出：“如果没有这条运河，北京城可能就修不起来了。”如故宫太和殿的龙柱、铺地的金砖等，也包括城市建设需要的大量木材与石料等，都是通过运河运来的。与《说文解字·土部》的“城，以盛民也”一致，人口是西方城市社会学评价城市化水平的主要依据，运河两岸城市人口增加也是衡量运河对城市发展影响的重要尺度。运河城市中如此巨大规模的人口，不仅是运河作为国家交通系统固有的聚集效应的直接表现，同时大量的城市人口也只有依靠运河才能生存与发展。

　　强大的联系交流功能集中体现在运河城市上，在表层是实用性的交通、物流、商贸等，在深层则直接建构了城市新的存在方式与运行机制。这可以用“经济型”与“政治型”来阐述。如果说政治型城市趋向封闭，对中国社会的稳定具有重要作用，那么经济型城市则倾向开放，是一个社会具有活力与创造性的集中体现。在泛政治化的中国古代城市中，运河城市代表了经济型城市的中国模式与经验，对于中国当代城市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建设具有鲜明的参照价值与重要的示范意义。

　　如同有机体一样，社会发展也需要不断地扩大交流互鉴。依赖河流文明而出现的运河城市，在这一点上有其他城市不能比拟的巨大区位优势，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由于中国古代农业文明总体上“喜静不喜动”，容易走向自闭与僵化，因而在运河两岸出现的这些活力充沛、性格外向的城市，对中国古代社会的自我更新与可持续发展，其功劳是怎样评价都不为过的。

　　三

　　运河城市不是一些联系松散的单体城市，借助运河文明在水文、商业、航运等方面的共通性，它们构成了一个规模巨大、具有“家族类似”的形态和功能的城市群，是中国古代纵贯南北的“主干大街”。抛开一些历史的因素和发展阶段的差异，中国大运河沿线城市可以说就是一个古代中国的城市群。以京杭大运河为例，它的重要城市在数量上已有17座。而如果以中国大运河为例，其重要城市则还要更多。运河城市之间的经济社会联系十分密切，其中也不乏人口超过百万的大城市。

　　正是大运河提供的地理、交通便利与经济文化联系，使运河两岸城市在自身不断做大做强的同时，日益发展为一个水平更高、规模更大的城市共同体。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像这样一个城市群对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性。作为一个在经济社会发展上直接联系南北、在文化上横贯燕赵、齐鲁、吴越、河洛等区域文化的城市群，它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内部在人口、物质、信息、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等方面的交换与交流，这对于改变古代专制政治体制下日趋僵化与保守的社会与文化结构，使其在生态上实现多样性，在实践中走向多元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如同人类其他交通工程一样，古代中国人开挖运河的目的之一是发展经济。经济是政治最重要的基础，所以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护统治。受其影响，人们对运河的认识与研究，长期以来也主要局限于政治、经济等实用层面。而把目光仅仅停留在“物”上，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在大运河的深层，还潜藏着一条文化的河流，它不仅直接串联起南北，也由于沟通了黄河与长江等水系，从而间接地连接起更为广阔的空间，对中国文化大格局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尽管大运河的鼎盛时期已经过去，对当今中国与世界的政治经济功能大为减弱，但正如“实用退潮，审美登场”这一美学原理所暗示的，直接的政治经济功能衰退，并不意味着大运河已寿终正寝;相反，正是直接的功利性与实用性功能退居二线，才使它固有的思想、情感、记忆等文化审美功能获得了表现的可能，具有了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价值。(作者：刘士林、黄强强。刘士林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黄强强系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首席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