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安被出卖他的李孝全等人杀害后，绑上石头抛进了茶坪河中……”9月10日，北川羌族自治县永昌镇高安村，在村民罗建民的带领下，记者在一片葱郁的树林里找到了陈永安烈士墓。从墓碑上的石刻可以看出，这是2008年10月1日安县人民政府立的石碑。说起陈永安的革命事迹，当地村民和干部如数家珍。

　　陈永安，安县安昌镇高桥村(今北川永昌镇高安村)人。1920年应募入伍，编入川军第3师3纵队1支队1营。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积极参与兵变工作。1932年夏，陈永安在绵安中心县委领导下，在高桥、盐井等地组织群众，发展党员。1933年10月，在策动安县保卫团兵变的最后阶段，33岁的陈永安被叛徒杀害。

陈永安烈士遗像

　　接触革命思想 秘密加入党组织

　　走在秋天的田野上，满是收获的喜悦。静静流淌的茶坪河，无声地孕育着沿岸人民。无论在安州境内还是在北川境内，说起茶坪河，大家最先想到的是有着悠悠传说的姊妹桥。历史上，还有一位革命先烈当年被敌人杀害后抛在了茶坪河中。

　　安州区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张琴介绍，1900年，陈永安出生在安县(今安州区)一个世代以田耕为主的贫苦农民家庭，父母都是勤劳质朴的庄稼人。15岁时，陈永安开始犁牛耙田、抛粮下种、栽秧打谷，成为家中的主要劳动力。“在军阀混战不休，高租重押、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的年月里，陈永安一年四季披星戴月，辛勤耕种，仍然摆脱不了贫困，过着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生活。他深感世道不平，非常痛恨这个吃人的社会。”

　　1920年，陈永安告别父母、兄弟姐妹，应募入伍，编入川军第3师3纵队1支队1营。1923年，陈永安随川军第8混成旅旅长郑慕周驻防灌县、郫县、茂汶、松潘等地。他在军队中作战勇敢，很快由士兵提升为班长，后来又被提升为排长。任排长后，他仍然同士兵打成一片，深受士兵们拥戴。

　　“陈永安开始接触和认知革命思想是在北伐战争期间。”张琴说，当时，郑慕周辞去旅长职务，回到安县。陈永安就随刘骏逸投奔当时支持北伐军的国民革命军第28军(军长邓锡侯)驻合川第3师陈书农部队。在大革命洪流的冲击下，陈书农接受国民党左派的主张，在第3师设立了政治部，又先后开办了军事教育团(后改为军事政治学校)和天健体育专科学校，培养军事人才，并请进步人士和共产党人担任领导和教师。

　　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写的《精神风范》记载，1926年，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派刘愿庵到合川担任第3师政治部宣传科长兼军事教育团教官。刘愿庵在军队中宣传新思想，激发官兵的革命热情。刘愿庵离开合川后，党组织又选派陈仲弘到合川第3师政治部工作。陈仲弘任政治部组织科长，并在该军教育团教政治课。陈仲弘向学员讲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为该师政治部主办的进步刊物《武力与民众》写稿，大造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革命舆论，提高学员觉悟，把学员引向革命道路。“在此期间，陈永安接受了新的思想，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他回想起几年来的军队生活，深感军阀混战，荼毒人民，决心跟共产党走一条报国救民之路。他在军事教育团中用心学习文化，军事上苦练武功，政治上积极进步，立志为国为民干出一番事业。”市委党史研究室王仕春介绍说。

　　1926年冬，陈仲弘与政治部的地下党员一起在部队中秘密建立了军队党支部(简称军支)，在国民党军队中发展地下党员。1927年重庆“3·31”惨案发生，杨闇公等一大批四川党组织的领导人被敌人杀害。陈仲弘被迫离开合川。党组织又陆续派干部到陈书农部队开展党的活动，策动士兵暴动。陈永安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政治觉悟不断提高，1929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陈永安走了革命道路。

　　1930年，中共四川省军委作出决定，组织17路游击队，3路(合川、江津、广汉)会师重庆，进攻武汉。在合川陈书农部队中，党组织策动过几次兵变，但都被镇压。1930年8月，军支再次组织兵变，由于内奸告密，敌人提前采取行动，部分地区领导人被捕。陈书农下令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和兵变骨干。

　　几次兵变失败，陈永安身份暴露，受到敌人的追捕。1930年冬，陈永安被迫离开陈书农部队，同妻子彭氏回到家乡隐蔽。

陈永安牺牲地——月堂庵 (图片翻拍自安州区党史资料)

　　筹建革命武装 策划建立苏区

　　离开家乡十余载的陈永安突然回来，父母喜出望外，邻居问长问短，给偏僻的高桥小山沟增添了喜色。陈永安回家后，生活节俭，衣着朴素，喜同农民交谈，常到乐兴、黄土，有时也到塔水、秀水、县城等地了解民情，搜集敌情，联络进步青年。为了隐蔽下来，陈永安向一户刘姓地主租了十余亩田地，由自己耕种维持生活。他经常教育弟弟妹妹，要团结贫苦农民，为穷人做好事。他时刻不忘军人本色，坚持早晚操练武功，增强体质。

　　王仕春介绍，陈永安的家乡高桥村距离县城十余里，地处丘陵，交通不便，偏僻闭塞，土匪时常出没，村民深受其害，当地群众要求陈永安担任保队长。为了掩护自己，有利于开展革命活动，陈永安担任了安昌镇三十五保的保队长。他积极抓治安工作，严惩不法分子，保护穷苦农民的利益，渐渐地在地方上有了一些积极影响。

　　1932年夏，中共绵竹中心县委与陈永安接上组织关系。在中心县委的领导下，陈永安在高桥、盐井等地组织群众，发展党员。这年冬天，红四方面军从陕南进入川北，中共四川省委指示各地党组织“组织革命兵变，以实际行动反对军阀混战，拥护红军入川”，并提出“创造川西北苏区”。省委将王敬德派往中共绵竹中心县委担任组织部长兼军运工作，筹建革命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又先后派马绍援、陈燮和到中心县委加强党内工作和军事工作。1933年2月，在陈燮和的主持下建立了中共高桥支部，陈永安担任支部书记。此时，陈永安的妻子彭氏也积极配合支部开展妇女、儿童工作。1933年夏，中共绵竹中心县委根据省委的指示精神，把主要工作放在抓枪杆子、建立革命武装上。为了加强军运工作的领导，中心县委调陈永安协助王敬德抓军运工作，筹建革命武装。同时，决定派陈永安打入安县保卫团，策动兵变，变反革命武装为革命武装，配合川陕苏区的斗争，创建川西北苏区和红军。

　　《精神风范》记载，安县保卫团是一支地方武装，下设3个大队300余人，武器装备比较整齐。陈永安接受任务后，以川军排长的身份，经常到保卫团士兵中活动。在安县保卫团中，绝大多数团丁都是穷苦农民出身，很多人曾同陈永安在郑慕周手下当过兵，其中小队长李孝全同陈永安是同年老庚。因此，陈永安在保卫团中的工作开展得比较顺利，在较短的时间里，联络了部分保卫团官兵。

　　陈永安一方面对保卫团进行策动，一方面开展农民运动，组织农民暴动，成立游击队。7月初的一个晚上，陈永安召集高桥村共产党员、农协会员和进步群众共200多人，讨论建立游击队事宜。经过讨论，会议选举陈永安等8人为游击队领导成员，陈永安为游击队队长，陈燮和为游击队政委。游击队建立后，经常派人到县城、塔水、黄土等场镇张贴标语口号，散发传单，进行革命宣传活动。

　　这年7月，陈燮和擅离安县(后叛变)，陈永安仍然坚持工作。1933年10月，安县地区的农民暴动和保卫团兵变日趋成熟。中心县委初步计划：安县保卫团中参加起义的队伍，以出城打野味(演习)为由，倒戈起义;民团起义时，杀掉反动头目;起义那天派农民代表与造纸工人组成两个小组，手执起义旗号迎接。并将安县保卫团起义部队编为“安县工农红军第一大队”，地方民团编为“安县工农红军第二大队”，农协会等组织成员编为“安县农民自卫军第一大队”。先捣毁安县伪政府，杀掉贪官和反动分子，打开监狱，开仓分粮。最后，由三个方面的人、枪汇集高桥，成立工农红军总部和地方苏维埃政府。

　　为了保证起义的顺利进行，陈永安四处筹集经费。他还采用民间借贷方式，出面组织“田园会”筹集资金，为建立川西北红军和苏区作准备。

　　被“兄弟”出卖 生命定格在33岁

　　张琴介绍，1933年10月，策动安县保卫团兵变的工作进行到最后阶段。不料，李孝全叛变，将兵变的行动泄露。为了抓捕陈永安，李孝全叛变前找陈永安说：“又有几个兄弟伙想要见你，他们要求参加起义。”陈永安将此事向中心县委领导人作了汇报。中心县委认为事关重大，决定派王敬德同陈永安一起前去。

　　10月12日上午，王敬德、陈永安二人来到安县县城附近，然后分头行动。陈永安去县城西南，距县城3里的月堂庵与李孝全带来的兄弟伙见面。王敬德去找打入公安局内部的李世隆了解县城情况。由于李孝全的出卖，敌人早有准备，保卫团中队长刘成贵、分队长吴元胜和王云松埋伏在月堂庵附近河岸草丛中。陈永安到达约定地点，突然发现李孝全举动异常，说话吞吐，又看见河岸的草丛中几支乌黑的枪口对着他。这时，陈永安知道被出卖了，他急速跨过浮桥，侧身朝山边跑去。李孝全见阴谋暴露，在后边紧追不舍，边追边掏出手枪在陈永安背后连续开枪，陈永安倒在血泊中。刘成贵、李孝全等一伙蜂拥而上，将陈永安绑上石头，抛入波涛滚滚的茶坪河中。

　　13日凌晨，敌人派兵包围了陈永安的家。在陈永安妻子彭氏的掩护下，住在陈永安家中的4名地下党干部安全脱险。敌人在陈永安家中搜出了党组织的文件和油印传单。凶残的敌人把陈永安母亲打倒在地，并抓走了陈永安的父亲和妻子，部分农协会员被捕。当敌人得知陈永安的妻子彭氏曾参加过革命暴动，又在高桥开展妇女、儿童工作时，便对她用种种酷刑，但彭氏坚贞不屈。1935年红军渡过嘉陵江，敌人纷纷逃窜，这时彭氏才得以释放。但彭氏已被敌人折磨得奄奄一息，而且双目失明，回到高桥不久，含恨而死。

　　为了纪念陈永安，1950年，安县人民政府批准，将高桥村改名为高安村，沿用至今。

　　（绵阳日报社融媒体记者 刘毅 胥江 文/图）

　　编辑：谭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