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闻记者 杨晨

　　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延安整风运动拉开帷幕。直到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延安整风运动结束。相对于大生产运动而言，延安整风运动从思想方面解决了当时党内的问题。

　　1942年5月2日至23日，延安整风期间，为端正文艺方向，彻底解决文艺为谁服务、如何服务的问题，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有文艺工作者、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共百余人参加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在会上的讲话对文艺界的整风运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甚至对后来党的文艺政策的制定，以及相关工作的健康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82年，作家丁玲撰写文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其中回忆到，文艺座谈会以后，整风学习以后，延安和敌后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都纷纷深入工农兵，面向群众斗争的海洋，延安和各个根据地的文艺面貌焕然一新。

　　新的诗歌、木刻、美术、戏剧、音乐、报告文学、小说等百花争艳，五彩缤纷，中国的新文学运动展开了新的一页。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具有中国风和中国气派的优秀作品不断涌现，不少作品成为经典世代流传，歌剧《白毛女》就是其中之一。

　　1942年5月2日至2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由文艺工作者、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共100多人参加的延安文艺座谈会。 新华网资料图

　　《白毛女》的问世

　　表明革命中笔杆子的重要性

　　歌剧《白毛女》突出的主题是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

　　故事讲述的是17岁的农家女喜儿，其父杨白劳被苛刻腐朽的封建制度逼得欠了债，债如驴打滚，一年比一年多，最后把杨白劳逼死了，还要拿喜儿去顶债。喜儿被逼逃到山洞里，变成了“鬼”。八路军到来后，把她从山洞里救出，让她重见天日。

　　虽然延安时期根据地极其艰苦，物质生活条件恶劣，但也给歌剧《白毛女》的诞生提供了基础。1945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以下简称鲁艺)的艺术家们，根据“白毛仙姑”的传说，创作出歌剧《白毛女》。该剧把浓郁的浪漫主义精神和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理论结合在一起，成为解放区文艺标志作品之一，迅速风靡，广受赞誉。

　　词作家、剧作家乔羽对《白毛女》有一个很高的评价：“这不仅仅是一个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主题，它还告诉人们旧的制度必须消灭，要用一个新的中国替代旧中国。”

　　歌剧《白毛女》的问世，表明了在党的领导下，《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引下，广大文艺工作者懂得怎么样用文艺武器去团结自己、教育自己、打击敌人、消灭敌人，说明了革命要靠两杆子——枪杆子和笔杆子的道理。

　　歌剧《白毛女》1945年在延安演出，王昆饰喜儿。图据中国歌剧舞剧院官网

　　接时代的“地气”

　　不照搬旧戏剧形式创新曲调

　　《白毛女》之所以能够成为文艺的“武器”，起到团结和教育的作用，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接地气”，表达的内容和形式与当下相符。

　　1944年，歌剧表演艺术家王昆随西战团到了延安，并调入鲁迅艺术工作团。那时候，受文艺座谈会影响的延安，在王昆眼里，十分新鲜。

　　渐渐地，王昆开始理解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意识到该讲话确实对文艺有很大的指导意义。“讲话发表前文艺界存在不少的问题，有的脱离人民、脱离现实生活。讲话发表以后，文艺界的情况有了很大的好转，创作出了一些为人民服务的好作品。”

　　歌剧《白毛女》就是代表之一，而王昆扮演的是主角喜儿。“这个戏主题很鲜明，反映了抗日战争当中很尖锐的阶级斗争。”王昆认为，参与到这部作品的许多人，逐渐认识了艺术和政治的关系，艺术和人民的关系，传统民族艺术和时代的关系。

　　她提到了之前在西北战地服务团演出京戏，有一次想用旧的京剧形式演抗日的戏。“当时想要表现抗日战争里的英雄形象，就编了一个贺龙的戏。但用的是古代将军的装扮，军队也是旧时的打扮。”

　　当扮演贺龙的演员一出场，就开始念诗：“俺——贺龙是也。”没想到，贺龙看了戏之后，说道：“我就这个样子?不看了。”

　　“贺龙是新时代的新型将领，不能照搬旧戏剧形式来表现。”王昆说，《白毛女》的创作中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白毛女》起先用的是秦腔的曲调，但觉得这样一个题材用秦腔来演绎，曲调唱出来后，很容易让人把它跟穿古装的人物联系起来。”

　　过后，剧本改由贺敬之来写，并重新作曲，结合了民歌、秦腔、河北梆子的曲调，重新创作，让人耳目一新。

　　1942年5月2日至23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图为中共晋绥分局刊印的《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图据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网站

　　《白毛女》创作中

　　群众是“最权威的批评家”

　　《白毛女》的成功，离不开“人民”这一关键因素。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前，毛泽东还曾受邀到鲁艺给大家“吃个小灶”，给各位演艺人员讲话。曾任鲁艺实验话剧团演员的于蓝回忆，当时毛主席说：“走出学校这个圈子，到人民火热的斗争中间去，那儿才是艺术创作的源泉。”

　　这让大家的思想更加明确：文艺应该为工农兵服务，作家、文艺家应该深入生活，应该到火热的斗争中间去，应该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

　　同样，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提出了文艺不是超阶级的，文艺要和工农兵群众结合。理解大众，要把大众的语言放在首位，如果对人民群众丰富生动的语言缺乏了解，必然脱离群众，生活空虚，不理解大众的语言就谈不上文艺创作。

　　于蓝表示，在创作《北风吹》这段曲子时，选择了《小白菜，地里黄》调子做基础，按照这个曲词进行加工改造，所以它就带有很浓厚的河北农村小调的味道。“还有喜儿扎上红头绳这一段，是王滨导演设计的。他在山东农村生活过，他就想，过年人家的孩子都有绸缎，而杨白劳要去躲债。做父亲的又心疼自己的孩子，于是便设计了杨白劳给喜儿买二尺红头绳的情节，表达了爱女儿的心情，也符合家庭贫困的情况。”

　　《白毛女》的创作过程中也少不了来自群众的意见和支持。当《白毛女》剧本的创作和排练进行了三个多月时，因为长时间超负荷的写作劳动，写最后一幕初稿时，编剧贺敬之病倒了。于是这一场由丁毅执笔并反复修改。

　　当时没有剧场，就在露天排演，附近的农民和过路的群众看了排演，也参与讨论，提出了很多好的意见。特别是因为知识分子对农村生活不熟悉而产生的一些误解，大多数也被老乡们提出，按照他们的意愿进行了修改。

　　贺敬之表示，如果演的是群众熟悉的事，“那群众是我们的先生，是最高级的鉴赏者，最权威的批评家”，《白毛女》的创作经验证明了这一点。

　　编辑：谭鹏